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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洁琼:在学界和政界之间

 

来源:中国新闻网

  雷洁琼: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法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1905年9月12日出生于广州,刚度过105岁高龄,中正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前身)筹备委员会委员之一,政治系教授,北京校友会名誉会长、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建人之一,曾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副市长、民进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1月9日17时38分,雷洁琼在北京逝世,享年106岁。
  雷洁琼寿过一个世纪,跨越清末、民国和共和国三个时代。她不仅是国共两个时代的见证者,而且也是这两个时代的历史书写者之一。她一生游走于学界和政界之间,所不同的是,在中华民国时代,她以“民主斗士”著称;在共和国时代,她以社会活动家和学者的身份存入人们的记忆。
  从社会学走向社会
  清末遗世,变革暗流涌动:守旧者一仍如旧,维新改良主义者秉西学为用。殆到1911年辛亥云起,中华民国揭幕,中国进入“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军阀时代,一个可以说是最坏也可以说最好的时代。说最坏,是因为“兄弟倪墙”,“外侮”伺机;说最好,是因为无一统全国之号令,则知识界、思想界百家呈现,学者大多是指点江山的参政者。从这个时代吮吸养料的成长的学人,大多也有家国情怀的秉赋。雷洁琼就是如此。
  雷洁琼,1905年9月出生于广州的一个读书人家。父亲雷子昌曾考取过清朝举人,因受到维新改良主义的影响,思想颇为开明,主张妇女受教育和经济独立。雷洁琼在孩提时代,就接受了这样的教育;而最坏也是最好的时代的背景,则让她少了一些女性的细腻,多了一些侠女的气概。
  1919年五四运动,年仅14岁的雷洁琼,满怀家国情怀,奔走在南国广州的街头,登台演讲,振臂呐喊。一个14岁的人是否意识到“五四”所褒扬的“德赛二先生”对中国启蒙的意义,还很难说,但此后的人生道路带有这种印记则是必然的。“德先生”在西方,“赛先生”为西学。于是,雷洁琼加入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出国留学潮行列。
  雷洁琼1924年赴美国留学,1927年入美国南加州大学学习。1931年完成着重探讨旅居美国的华人后裔受东西方文化影响后人格成长特点的硕士毕业论文《美国华侨的第二代》,博得南加州大学教授们的赞誉。获得学位的当年,雷洁琼回国到燕京大学任教。
  社会学是一门纯西方的学问,是一门与人类现代化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学科。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维新派引进中国。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变迁,倡导维新的前贤如康有为、严复、章太炎等人,都从这门学科中寻找社会变革(特别是戊戌维新变革)的理论武器。社会学对国人来说,是被当成经世致用的学问的。雷洁琼选择这门学科,想来初衷也是如此。因此,在象牙塔里的雷洁琼,眼光是放眼整个中国社会的。她似乎并不在意这门学科最初要义,倒更喜欢以此作为参与社会的一门暗器。在这一过程中,也成就了她“民主斗士”的威名。
  1935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步步紧逼,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书桌了,走向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成为学子们唯一的选择。在“一二·九”的游行行列中,雷洁琼所作所为是那样地引人注目,以至于当时的媒体以“学生游行队伍中唯一的女教授”称之。
  1937年七七事变后,雷洁琼应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邀请,进入江西省地方政治讲习院,担任训导教师兼妇女干部训练班主任。
  在这里,雷洁琼以社会学专业,为江西妇女运动和抗日救亡做了大量工作。她经常深入实际,下到基层调查了解情况,写出了诸如《抗战中的农村妇女》《抗战初期的江西妇女运动》《江西怎样组训农村妇女》等反映和指导江西妇女运动的文章。
  这期间,雷洁琼与中共人士有了广泛的接触与交往。1938年5月,她在赴庐山参加妇女谈话会时,听到了邓颖超所作的报告,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她与邓颖超的友谊由此开启。1939年春,南昌沦陷前夕,雷洁琼撤退到吉安。得知周恩来在浙东抗战前线视察,途经吉安作短暂停留,便前去拜访。
  “下关惨案”中的“民主斗士”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在战与和的选择中较量着。
  12月,雷洁琼和马叙伦等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希望促进国内和平。第二年6月23日,以马叙伦为团长的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前往南京请愿。41岁的雷洁琼是请愿团最年轻的代表。代表团抵达南京下关车站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在这次行动中,雷洁琼赢得了“民主斗士”的美誉。中共参加南京和平谈判代表团闻讯后,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当天深夜赶往医院探望,周恩来以“你们的血不会白流的!”为鼓励,毛泽东和朱德也电报慰问。
  对于这次惨案,雷洁琼刻意保留着历史的记忆。惨案过后,她就搜集有关媒体的报道,并自己装订成册的一本剪报汇集,封面上写“‘下关事件’上海人民请愿代表团1946·6·23”。
  1949年4月19日,曾经历“下关事件”的14人,到燕京大学雷洁琼家中聚会。雷洁琼回忆说:他们一方面重叙“六·二三”下关事件的往事回忆,另一方面共同庆祝新中国即将成立,并慷慨赋诗,签名留念。1996年,雷洁琼将这些已珍藏了半个世纪的信笺,连同她自己的剪报集子一起,捐赠给上海图书馆。
  此后,雷洁琼与中共的交往日益密切。1949年1月中旬,她和丈夫严景耀受民进主席马叙伦的委托,前往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访问,与毛泽东彻夜长谈,在“聆听他关于如何把革命进行到底、知识分子问题、对民主党派的要求以及新中国建设的谈话”后,雷洁琼认为自己“得到一次毕生难忘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
  1949年9月,雷洁琼作为民进的代表参与建国的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见证了开国大典的历史时刻。
政治运动的幸运者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雷洁琼复归本行,在燕京大学任教。但此时却传来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苏联已取消了社会学,中国也将在高等学校中停办社会学系,引起了清华社会学系中许多教授的反对,费孝通是激烈反对者之一。但到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社会学系还是被取消了。
  雷洁琼被分配到北京政法学院,一呆就是20年,她的职务是教授兼副教务长。这20年,是中国政坛上多事的年代,也是社会学系无立足之地的时代。尤其是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社会学专业的学者,大多没有逃过右派这顶帽子,但雷洁琼却成为少数的幸运者之一。
  何以雷洁琼成为幸运者?梳理1957年前后的历史,的确让人感到困惑。
  1956年国际社会学会召开,苏联居然派代表团参加,而效仿苏联取消了这门学科的中国则没有派代表团。美国《新时代》杂志对此提出疑问。为此,1957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成立了“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由当时任中央劳动干部学校副校长的陈达主持其事。
  1957年1月,吴景超在《新建设》发表了试探性的文章《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首先提出恢复社会学的问题。李景汉在1957年2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的今昔》。这篇文章带来的巨大反响,让大家看到了社会学的生命力。1957年春节期间,费孝通、潘光旦、吴文藻等谈到《人民日报》的相关内容,认为社会学工作有恢复的可能性。2月20日,费孝通在《文汇报》上发表了《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费孝通说恋爱问题、婚姻问题、夫妇问题、养老问题、儿童问题、人口问题现在没有人研究。这类问题是会跟着社会发展不断出现的,并不会太平无事的。他强调:“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它的变化是有一定道理的,分析得出一些道理来,不就是学问么?至于这些科学称什么名称,那倒无关宏旨。如果大家觉得社会学三个字不讨厌,用三个字也要得。”
  在费孝通等社会学家在报纸上呼吁的时候,雷洁琼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不过,作为一名社会学的教授,她显然是赞同的。
  1957年3月20日,雷洁琼、严景耀夫妇借请到北京参加政协会议的中山大学副校长陈序经吃饭的机会,邀请陈达、李景汉、吴文藻、吴景超、费孝通、赵承信、吴泽霖、林耀华等几位社会学界的领袖人物作陪。费孝通“利用这个场合,引导大家谈到社会学的事”。并且约定过一个时间,由他约请大家再谈。《新建设》听到这个消息后,打电话给费孝通,说中宣部要他们对于社会科学方面多做些工作。《新建设》愿意请费孝通等社会学家吃饭,并座谈社会学问题。会议记录由他们发表。
  4月10日,《新建设》召集社会学问题座谈会。陈达、吴景超、李景汉、雷洁琼、潘光旦、吴文藻、林耀华等二十余人参加了会议。费孝通主持会议,会上讨论“关于开展社会学研究的几点意见”,着重谈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问题。
  5月中旬,中央宣传部召集了在京的社会学家开了一次会,拟定陈达、吴景超、吴文藻、费孝通、雷洁琼、袁方等人为中科院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委员。6月9日下午,在北京南太常寺十二号陈达家里召开“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即成立会议。会议由陈达主持,讨论了恢复社会学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步骤。《新建设》1957年7月号上也刊登了4月座谈会的记录。
  而此时,反右运动已经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了。恢复社会学被看作“章罗联盟”全部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批判。一时间,声讨“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的批判文章铺天盖地。除雷洁琼外,参加这次会议的学者都被打成右派。
  以当年反右的情势而言,费孝通、吴景超等人有言论授人以柄,雷洁琼虽不见言论,但她们夫妇竟然邀请社会学界领袖聚会,足可以“聚于密室,煽风点火”的罪名而罪加一等的。但在反右派运动相互揭发的常态中,却未被人提及,实在是咄咄怪事。
  不仅如此,在揭发者的文章中,也好像有意地忽略了雷洁琼的名字。比如,1957年8月30日,林耀华等在《费孝通的资产阶级社会学是一些什么货色》一文说,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是“章罗联盟”复辟资本主义的重要阵地,在这个阵地上费孝通以“社会学界的把头姿态出现,拉拢他的一些一贯对党不满的‘老师’、也是他的追随者——潘光旦、陈达、吴文藻、吴景超、李景汉,彼此勾结起来,互相标榜吹捧,利用合法组织进行非法活动,制造空气,阴谋进行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活动”。在恢复社会学的座谈会上每次都参加的雷洁琼的名字,则没有提及。
  显然,雷洁琼受到了某种庇护。
  雷洁琼在回忆与周恩来的交往文章中说:“1958年的一天,反右斗争刚过不久,邓颖超约我到中南海西花厅共进午餐。当我到达时,周总理和邓大姐已在等候。他们详细询问了我的情况,又向我了解了几位老知识分子的情况,鼓励我多做知识分子的工作,令我心中非常感动。”
  或许,是周恩来的庇护,让她逃脱了厄运。
在学界和政界之间
  1979年以后,雷洁琼被一连串的头衔笼罩着:著名的社会学家、法学家、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之一和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届、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七届、八届、九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第十届、十一届名誉主席。
  而雷洁琼晚年却说:“说到底,我只是一个老教师。在所有的称呼中,我最喜欢教授这个头衔。我虽然做过一些社会工作,但我一直没有离开过教师岗位。”的确,她虽然身居高位,但每逢给学生上课的那天,她都会早早做好讲义,认真讲课。
  尽管如此,作为教授的雷洁琼,在社会学这门学科的耕耘时间则少了许多。她对于社会学的最大贡献,则是承接1957年恢复这门学科的倡议,在1981年率先提出《关于社会学的几点意见》。也是在她的大力倡导下,1982年,北京大学成立了社会学系,她兼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相比于在社会学领域的贡献,雷洁琼作为社会活动家在社会和政界的贡献则被历史铭记。她以战略的思考推动着中国教育的法制化进程。她先后参与了《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教育法》等国家大法的制定,并奔波于大江南北检查执法情况。她作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和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副主任,为两个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殚精竭虑。
  熟悉雷洁琼的人都说,她是一个大嗓门。作为头顶光环的学者,除了在她参与的领域或某个重要纪念日在媒体出现外,她却很少发出自己的声音,以至于只有在国家级会议的名单中,她才能唤起人们的记忆。
  不过,这位看似柔弱的女性,在一个世纪的行走中,为社会贡献了那么多。即使抛开那些类似光环的头衔,怀念她的理由依然充分!(文/徐庆全)